近年来，随着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争端持续不断，新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再度抬头。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连续第三年放缓，从2023年的2.6%降至2.4%，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将录得30年来最糟糕五年期增速的过程中”。

报告指出，尽管事实证明，2023年全球经济在面对衰退风险时表现出韧性，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将带来新的近期挑战，从而导致大多数经济体2024年和2025年的增速低于上一个十年。

在全球化智库（CCG）1月17日于北京总部举行的对话研讨活动上，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阿狄忒亚·玛图与CCG副主任刘宏就当前新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各国如何应对进行了深入探讨。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主要表现为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贸易壁垒自古有之，但相较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得更加多样化，并且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以及政治上的便利性。

玛图指出，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带来更多机遇的同时，国家间经济增速的不平衡和国内财富分配的不均也愈加明显。各国逐步认识到过度依赖全球市场的潜在风险，不同国家在贸易份额上的竞争推动了政策导向的演变，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催生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在过度依赖全球市场的潜在风险方面，一个直观的例子是，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前，很多国家对日本电子元件有着很高的依赖度，但大地震的发生让很多相关国家产生了担忧，即类似的自然灾害会导致供应链被迫中断。此后，众多国家减少了对日本元件的进口，日本相关产业严重受挫。”玛图举例道。

“纵观近200年世界贸易体系的变化，可以发现，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当一个国家拥有绝对的主导力量时，他们会秉持着非常开放、平等的原则，并以此要求其他国家同样平等地开放市场。而随着其全球贸易份额减少至不再一家独大时，他们反而开始制定更为谨慎的贸易规则。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如此之多新贸易协定的原因。”玛图说。

玛图认为，各国纷纷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产生了包括贸易转移、贸易政治化、间接贸易、抑制创新性等影响，这也进一步促使全球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多。“比如美国2022年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芯片法）、《通胀削减法案》等，受到其影响的不只是中国，东盟对美国的出口也在下降。实际上，法规的无差别打击下，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影响，不少与中国合作的美国企业也未能幸免。”

“一个现象是，美国通过对中国某些产品提高关税以进行抵制，越南、墨西哥、印度等其他国家想要替代中国并占据这部分美国市场份额。但有趣的是，他们会从中国进口更多的产品。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变成了三角形，而非之前的直线。”玛图认为，这也说明中国制造的地位仍然很稳固，当一些国家过去的直接依赖被单方面中断后，他们开始寻求曲线救国。

CCG副主任刘宏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有不同的阶段，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保护主义就成为各国维护利益的手段，运用多边机制解决问题就会遇到阻力。与此同时，不同种类的国际贸易协调机制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中国也从这些多边或双边的机制体制中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合作。

玛图提出，通过出口国的监管承诺来换取市场准入，可能是拓展国际贸易合作的新路径。他强调，中国一直在持续开放市场，致力于国际合作，并积极承担起作为国际大国的责任。通过这些努力，中国不仅能够促进自身的贸易发展，还能够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在玛图看来，尽管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是增速放缓是对抗通货膨胀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而当下通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大规模的衰退不会继续发生，全球的就业、市场等经济要素都在复苏。

“经济下行带来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经济也进一步面临碎片化的风险，为了维护贸易秩序，促进世界贸易繁荣，需要超越贸易领域、跨越国界的广泛合作，尤其是在世贸组织、气候框架下的合作至关重要。”玛图认为，在贸易方面，中国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在很多领域都可以惠及全球，也可以从世界获取资源惠及自身发展。贸易协定既能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也能促进目标不同的国家走到一起。

近年来，随着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争端持续不断，新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再度抬头。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连续第三年放缓，从2023年的2.6%降至2.4%，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将录得30年来最糟糕五年期增速的过程中”。

报告指出，尽管事实证明，2023年全球经济在面对衰退风险时表现出韧性，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将带来新的近期挑战，从而导致大多数经济体2024年和2025年的增速低于上一个十年。

在全球化智库（CCG）1月17日于北京总部举行的对话研讨活动上，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阿狄忒亚·玛图与CCG副主任刘宏就当前新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各国如何应对进行了深入探讨。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主要表现为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贸易壁垒自古有之，但相较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得更加多样化，并且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以及政治上的便利性。

玛图指出，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带来更多机遇的同时，国家间经济增速的不平衡和国内财富分配的不均也愈加明显。各国逐步认识到过度依赖全球市场的潜在风险，不同国家在贸易份额上的竞争推动了政策导向的演变，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催生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在过度依赖全球市场的潜在风险方面，一个直观的例子是，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前，很多国家对日本电子元件有着很高的依赖度，但大地震的发生让很多相关国家产生了担忧，即类似的自然灾害会导致供应链被迫中断。此后，众多国家减少了对日本元件的进口，日本相关产业严重受挫。”玛图举例道。

“纵观近200年世界贸易体系的变化，可以发现，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当一个国家拥有绝对的主导力量时，他们会秉持着非常开放、平等的原则，并以此要求其他国家同样平等地开放市场。而随着其全球贸易份额减少至不再一家独大时，他们反而开始制定更为谨慎的贸易规则。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如此之多新贸易协定的原因。”玛图说。

玛图认为，各国纷纷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产生了包括贸易转移、贸易政治化、间接贸易、抑制创新性等影响，这也进一步促使全球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多。“比如美国2022年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芯片法）、《通胀削减法案》等，受到其影响的不只是中国，东盟对美国的出口也在下降。实际上，法规的无差别打击下，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影响，不少与中国合作的美国企业也未能幸免。”

“一个现象是，美国通过对中国某些产品提高关税以进行抵制，越南、墨西哥、印度等其他国家想要替代中国并占据这部分美国市场份额。但有趣的是，他们会从中国进口更多的产品。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变成了三角形，而非之前的直线。”玛图认为，这也说明中国制造的地位仍然很稳固，当一些国家过去的直接依赖被单方面中断后，他们开始寻求曲线救国。

CCG副主任刘宏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有不同的阶段，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保护主义就成为各国维护利益的手段，运用多边机制解决问题就会遇到阻力。与此同时，不同种类的国际贸易协调机制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中国也从这些多边或双边的机制体制中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合作。

玛图提出，通过出口国的监管承诺来换取市场准入，可能是拓展国际贸易合作的新路径。他强调，中国一直在持续开放市场，致力于国际合作，并积极承担起作为国际大国的责任。通过这些努力，中国不仅能够促进自身的贸易发展，还能够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在玛图看来，尽管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是增速放缓是对抗通货膨胀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而当下通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大规模的衰退不会继续发生，全球的就业、市场等经济要素都在复苏。

“经济下行带来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经济也进一步面临碎片化的风险，为了维护贸易秩序，促进世界贸易繁荣，需要超越贸易领域、跨越国界的广泛合作，尤其是在世贸组织、气候框架下的合作至关重要。”玛图认为，在贸易方面，中国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在很多领域都可以惠及全球，也可以从世界获取资源惠及自身发展。贸易协定既能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也能促进目标不同的国家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