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公告，8月1日起，铬铁、高纯生铁的出口关税再次提高，调整后分别实行40%和20%的出口税率。另外，冷轧、取向硅钢等23种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取消。在这之前，5月份我国取消了包括热轧板、管材等146种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至此，共有涉及169个税则号的钢铁产品取消出口退税。

观察这两次关税调整的产品目录可以看出两个共同特点：首先，无论产品属于中间投入品还是制成品，它们都处在钢铁产业链上；其次，这些产品都是资源密集型产品，其上游主要原料的对外依存度较高。

从资源禀赋来看，虽然我国具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钢铁工业，粗钢产量超过了全球一半，但钢铁产业上游的主要原料，包括长流程炼钢必需的铁矿石和冶炼不锈钢所需的铬矿，对外依存度都较高，其中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80%，而铬矿对外依存度达到了95%，而且上游主要资源供给掌握在少数几家国际矿业巨头手中。因此无论是从资源供给的安全性还是采购成本的角度看，我国都处于弱势地位。

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制造业一度濒临停摆，而中国是唯一一个快速走出疫情影响恢复生产，并有能力稳定地给全球供应链和消费市场提供产品的国家。因此全球订单回流中国，为中国带来巨大外需。这些外需在帮助中国加快经济复苏步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一方面我们承担着上游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比如铁矿石价格自疫情爆发以来已经翻番，而铁矿石四大矿山背后是发达国家金融资本，中国制造实际是用自身的复苏成果来对他们进行补贴；另一方面我们承担着原材料供给安全的风险，比如铬矿主产地南非因疫情导致矿业生产一度停摆，铬矿供应严重不足。

因此，中国钢铁产业部分产品的贸易实际面临的是一种“两头在外”的不利处境，我们上游铁矿石、铬矿进口受制于人，而大量出口钢铁初级加工品和制成品，使得中国对铁矿、铬矿的需求增加，拉高了这些矿产的价格，进一步抬升了中国钢铁产业的生产成本。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我国明确了国内需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客观要求我们在利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过程中，要着力把畅通高质量的内循环作为工作重点，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首要目的应当是满足内循环的需求。因此，提高铬铁、高纯生铁的出口关税，并对涉及169个税则号的钢铁产品取消出口退税，就是一方面要让钢铁产业更好地服务内循环，另一方面通过税务杠杆调节贸易产品结构，减少钢铁产业链上“两头在外”贸易的比重，减弱外需对中国钢铁产业原材料实际需求的放大，平抑外循环给中国钢铁产业带来的额外原材料成本上升。

展望未来，随着经济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的切换，在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结构中，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必将进一步提升，预计会有更多的资源密集型产品都将面临出口退税和出口关税政策调整，这既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的必然结果。